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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大夫大破野史悬案,引发光怪陆离的罗生门

文章作者:历史朝代 上传时间:2019-10-05

崔文升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剂量?除了他无证行医水平低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朱常洛擅自加大了剂量。

明光宗朱常洛死于何病?——“红丸案”解析

1620年8月18日,当了48年皇帝的万历皇帝终于撒手西去,38岁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熬出了头。

历数历史上的储君,像常洛小朋友这么苦逼的,就算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见的。

朱常洛的出生对于他父亲万历皇帝而言纯属意外,他母亲姓王,是皇太后的一个普通宫女。有一次万历皇帝去拜见母亲的时候,突然兽性大发,将王宫女临幸了。万历皇帝可能根本没把这当个事儿,但没想到自己一炮命中,王宫女怀孕了。

不仅怀孕了,还平安地生下来了,还是个男孩,还养大了,还是皇长子。

这就让没良心的皇帝老爹很郁闷了。

万历皇帝不喜欢皇后,皇后常年被冷落,自然也就没有嫡子。他宠爱的是郑贵妃,郑贵妃的肚子也争气,给皇帝生下了儿子。可惜她儿子比朱常洛晚了一步,不是皇长子。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依照祖宗制度,应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万历皇帝不愿意。

说实话,我对他的心情并非不能理解。

很多人把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简单地归结为沉迷女色,其实不然。我们应该相信这个世上是有爱情这东西存在的。万历皇帝对郑贵妃恩宠了几十年,死前还不忘留下遗命,让皇太子完成自己因为大臣阻挠而未完成的心愿——册封郑贵妃做皇后,而这时候郑贵妃已经足足55岁了。一个男人能够对一个女人好一辈子,不论她年轻还是衰老,这难道不是所谓的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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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

一边是和自己的真心爱人的爱情结晶,一边是一次随便放纵的意外结果(类似网上约炮),你说他心里喜欢哪一个?

为了爱情,万历皇帝想方设法地要废长立幼。可怜的朱常洛自出生就被亲爹忽视、虐待,直到十几岁才在大臣的一再争取下得以读书,差点成了文盲。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

明朝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在立储君这个问题上,文官集团和皇帝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争国本”事件。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达300多位,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直到朱常洛19岁那年,面对前仆后继的不怕死的文官,万历皇帝终于认输了,将他立为太子。朱常洛在太子位置上担惊受怕、胆战心惊地熬到38岁,才终于当上皇帝,年号定为泰昌,史称泰昌帝或明光宗。

熬出了头的朱常洛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他犒劳边关将士,罢免矿税、榷税(专卖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然而悲催的是,他当上皇帝仅仅一个月,就死了。他的死,更留下了明朝三大疑案中最扑朔迷离的“红丸案”,更成为此后数十年明朝党争的题材。

明光宗登基一月即身亡,难免令人遐想。无论正史还是民间,都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朱常洛是纵欲过度而死的,另一种说法是朱常洛是被郑贵妃害死的。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明光宗朱常洛从发病到死亡的有关记载。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皇帝驾崩。

十天后,也就是八月初一,泰昌帝朱常洛登基,在登基大典上,他“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健康的。

朱常洛患病应该是八月初十左右,《罪惟录》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但具体的病情,并未详细记载。

八月十二日:“起居过劳饭惫,时日御门,力疾强出,圣容顿减。”这时候已经病得比较重了,但尚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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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超人阿宝新书《八卦医学史2》

朱常洛生病后,曾召御医陈玺诊治,根据记载,御医认为皇上精损过重,所以使用了一些固精之类的药物。但无论用的药物是什么,很明显疗效不是很明显。于是朱常洛出了一个大昏着儿,他去找太监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认为皇帝“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导致“体内蕴积热毒”,有必要用“去热通利”之药。于是给朱常洛开了泻药,也不知是无照行医的崔文升糊涂还是皇帝擅自加大药量,皇帝服药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

这次乱用药严重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到八月十六日,光宗传旨:“朕以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待宣御医。”病情已经严重到需要卧床休息的地步了。

御医也没什么高着儿,皇帝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到八月十七日,他再召太医官及阁部诸臣,说:“朕日食无一盂粥,申旦不寐,奈何?”已经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眼看病危了。

到八月二十二日,皇上又召御医诊脉,这时病情为“御膳减少,兼有痰喘,必须一意调养”。

到八月二十九日,皇帝已经预感到时日无多,召见首辅方从哲等,交代后事,并谈到了自己陵墓的事。

然后,明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丸案登场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仙方称能治皇帝的病,被方从哲等斥退。不想这事被皇帝知道了,已经知道自己病危且对太医完全失去信心的泰昌皇帝像溺水之人见到救命稻草一样,不顾大臣劝阻,坚决要服药。

到八月三十日中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皇帝服用后,自觉症状明显改善。“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

次日(九月初一)卯时,泰昌帝驾崩。这天,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

朱常洛死后,两位非法行医的官员都受到了猛烈抨击:

杨涟骂崔文升:“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御史王安舜则指责李可灼:“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天启二年(1622年),朝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将李可灼遣戍边疆。

以上就是朱常洛从患病到去世的全部过程,虽然极其粗糙,但终究有脉络可循。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几百年来大家一直纠结不已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明光宗朱常洛是纵欲而死吗?

这个说法非常普遍,见于很多历史记载。

明末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虽然没有明说是美女导致皇帝患病,但言下之意是明明白白的。

明朝文秉《先拨志始》中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清朝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此外,还有记载称,在泰昌皇帝已经因病卧床后,郑贵妃依然向他进献美人,他拖着病体纵欲寻欢,最终一病不起。

甚至有记载,连太医和给皇帝开泻药的崔文升,都认为皇帝生病属于房劳过度所致。

对于这种说法,我只有两个字的评价:扯淡!

朱常洛不是一个没见过女人的人,无论他爹多么不喜欢他,他好歹也当了19年的皇太子。一个皇太子身边怎么可能缺女人?朱常洛21岁大婚,在登基前已经有7个儿子和9个女儿。他不仅有女人,还有自己宠爱的女人,比如后来移宫案的主角李选侍。他是不存在性压抑和性饥渴的,绝不至于见到美女就不要命。

其次,万历皇帝死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而朱常洛得病不晚于八月十日,间隔不超过20天。明朝最注重伦理和孝道,在先皇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朱常洛得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才会在父丧不满月的情况下“日饵房中药”夜夜宣淫?朱常洛是一个宫女的儿子,他的亲爹都不愿意他当太子。这太子之位得来相当不易,守住更不容易。他被人虎视眈眈了几十年,却从未被挑出什么差错,可见其恪守本分、谨小慎微到了何等程度。这样性格的人,你觉得他连这么短时间都熬不住?就算他熬不住,那些如狼似虎的明朝言官,又岂是吃素的?

最后,纵欲伤元气导致重病死亡这一说法,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某些人,比如严重的冠心病患者,性交确实有一定危险。但对于健康的人而言,性交不会对身体有什么不良影响,性交次数多也不会导致得病。甚至都不存在性交“过度”与否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疲劳了自然不会去做爱,能做爱就说明精力与体力都没有问题。

中国传统医学对于“纵欲”危害的夸大其词,某种程度上是医生们推卸责任的一种办法。找不到病因,就说你是纵欲所致。反正“纵欲”这东西也没个标准。不管你是一天三次还是三天一次,医生说你纵欲你就是纵欲。这和中世纪时欧洲医生对自慰的态度一模一样。那时候欧洲医生有个万能的病因解释:自慰。还有一个万能的治疗方案:放血。

至于说朱常洛身患重病依然继续纵欲宣淫导致不治,那更是近乎诽谤了。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八月十六日郑贵妃又送给他几个美女,他又拖着病体一一临幸——这简直扯淡到极致。十六日朱常洛已经“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连床都下不了了,这种身体状况还能有性欲一晚上做爱数次,可能吗?

第二个问题:朱常洛是被郑贵妃谋杀的吗?

持此论者不在少数。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但这些阴谋论的解释,基本都没什么真凭实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错,郑贵妃确实给朱常洛送了几个美女,但如果说送美女是为了谋杀,这脑洞开得恐怕有点大。朱常洛当了皇帝,以前帮自己儿子和他抢太子之位的郑贵妃为了不被报复而刻意讨好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了,所谓纵欲而亡,那只是古人胡说八道罢了。

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手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但是,如果仅仅因此就断定朱常洛是被郑贵妃所害,那也太想当然了。要知道,是朱常洛主动找崔文升给自己看病开方子的,如果说郑贵妃能提前把这都预测到,未免太不可思议。

最关键的是,郑贵妃完全不可能有谋害朱常洛的动机!

无论以前郑贵妃有什么想法,在朱常洛登基以后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朱常洛不仅有儿子,而且长子朱由校已经整整16岁了。即使朱常洛死了,皇位也不可能落到她儿子身上。

说到这里,我们说点题外话。历史上的郑贵妃,一直被认为是恶毒女人,原因是万历皇帝喜欢她和她儿子,不想将皇位传给皇长子朱常洛,使得朱常洛小朋友的人生颇为悲惨。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明史,郑贵妃并没有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坏事。即使为孩子争太子之位,也都是在规则内出牌,没有不择手段。

很多人把明史三大案中的梃击案安到郑贵妃头上,说她谋害太子。但是仔细看看案情经过,就会发现这种指控很难站得住脚。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自己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神宗不想追究此事,结果以疯癫之罪公开处死了张差,又在宫中密杀了庞保、刘成两位太监,以了此案。

这件事情,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很不对劲。邪乎到家,必定有鬼。

谋杀太子是何等大事,又是何等的罪名?郑贵妃想谋害太子,于是让身边的太监随便雇了个脑子秀逗的莽汉,拿根棍子跑到慈宁宫从门口想一路打进去,直到把太子打死?

拜托啊,你是在谋害太子,能严肃认真点吗?

梃击案后,郑贵妃的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作为本案的最大嫌疑人,她急得对皇帝发誓:“如果这事是我做的,奴家赤族!”而万历皇帝也罕见地极其严厉地对她说:“太子乃是国本,稀罕汝家!”

梃击案的结果是太子一方大获全胜,郑贵妃面对朝野汹汹舆论,不得不求助太子帮忙平息事态。而久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带着太子和三个孙子亲自和群臣见面,宣布自己对太子很关心、很喜爱,绝无废太子之念,让大家不要造谣生事离间他们父子感情。太子的地位彻底稳固,而郑贵妃的孩子福王则彻底出局。

如果太子有被杀的可能,那么最大的嫌疑人无疑是郑贵妃。但是,你觉得用这种“谋杀”手段,太子被害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按照谁受益谁嫌疑最大的原则仔细推敲一下的话,嫌疑最大的不是郑贵妃,而是朱常洛自己。

朱常洛貌似在储位争端中受尽委屈,一直以无辜小白兔的形象示人。但仔细看一看争国本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受父皇待见的他竟然自始至终牢牢占据上风,而且在太子位到手后,没有给一直看自己不顺眼的皇帝和竞争对手任何翻盘机会。就凭这种心思和手段,他又怎么可能真的是柔弱无害的小白兔。

梃击一案,很可能就是朱常洛和支持他并在他身上下了重注的东林党合谋导演的。

还有一件颇能反映朱常洛手腕的事情,就是郑贵妃的封号问题。万历皇帝临死遗命,要封郑贵妃为皇后。朱常洛一口答应,然后交给礼部商量,然后礼部提出一大堆反对意见,再然后朱常洛就再也不提这茬了。

朱常洛是皇子和皇太子的时候郑贵妃没杀他,等他当了皇帝而自己的孩子已经彻底出局后反而要弑君?而且能把每一步都算计得如此分毫不差、妙到毫巅?而朱常洛竟然毫不防范、直接中招?

不!可!能!

第三个问题:朱常洛是死于崔文升的药或李可灼的红丸吗?

不是!

应该说,非法行医的崔文升,这服药用得确实很吓人,和太医们的风格截然相反。太医这个行业,貌似尊贵,实则非常危险。所有的医生都难免遇到医闹,太医也不例外。与普通医生不同的是,太医们碰到的医闹是皇帝,这可不是打一顿甚至捅一刀那么简单,弄不好就要抄家灭门。

在这种环境下,太医们治病的传统是绝不使用药性猛烈的虎狼之药,而只用药性温和、绝不会吃死人的药物。哪怕最后效果不彰,你顶多说我水平不够没能妙手回春,却不能说人是我的药害死的。

这种风气至今依然如此,据说,某位中央领导生病,一群医学专家集体会诊,结果外科医生都主张内科治疗,而内科医生都建议外科手术。

崔文升给皇帝吃的,是以大黄为主的泻药。大黄中具有致泻作用的主要成分是蒽醌甙及双蒽酮甙。大黄经口服后,有效成分在消化道内被细菌代谢为具有生物活性的代谢产物而发挥泻下作用。

朱常洛服用了他的方子后,如堤坝决口,一夜拉稀三四十次,这会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大量流失,造成脱水乃至休克。难怪他服药后“头晕目眩,四肢软弱”。如果放到现在,赶紧静脉输液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脱水症状应该很快会缓解。

崔文升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剂量?除了他无证行医水平低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朱常洛擅自加大了剂量。

朱常洛自始至终对太医极不信任,属于那种对医嘱依从性很差的患者,这种患者很常见的一个毛病就是擅自加大服药剂量和频率。从朱常洛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任性程度来看,这种事情他是绝对干得出来的。

崔文升的泻药肯定极大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但是,如果说朱常洛是崔文升的泻药害死的,却不公正。我相信朱常洛折腾这一次之后,应该是没有勇气继续吃崔文升的药了,史书也记载他此后继续求助于太医。大黄的效果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朱常洛八月十四日服用泻药,九月一日死亡,中间相隔整整17天,他应该不是被泻药害死的。

再说说红丸,这个红丸是什么成分呢?御史王安舜事后曾说:“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根据他的说法,红丸的主要成分之一是妇人经水。根据这一信息,红丸应该就是所谓的“红铅金丸”。红丸的制法为:须取童女首次月经(又名先天红铅)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我个人揣测,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内,可能还有鸦片等成分,所以他吃了以后会觉得“暖润舒畅”。

红丸里面的辰砂等药物确实有一定毒性,但不会快速致命。所以服用红丸也应该不是朱常洛的直接死因。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朱常洛到底因何而死呢?

除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起不了床之外,历史书中对其症状体征的直接记载极少,但不是没有。

八月二十二日,御医说他“御膳减少,兼有痰喘”。也就是朱常洛有咳嗽、咳痰、憋喘的症状。

御史王安舜后来说道:“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高烧表现。

高热、咳嗽、咳痰、憋喘。这是什么病呢?

最可能的答案,是细菌性肺炎。

细菌性肺炎是最常见的肺炎,也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起病急骤,常有受凉、淋雨、劳累、病毒感染等诱因,约1/3患者患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

典型病例以突然寒战起病,继之高热,体温可达39℃~40℃,呈稽留热型,常伴有头痛、全身肌肉酸痛,食量减少,并伴有咳嗽与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表现。少数有恶心、呕吐、腹胀或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严重感染者可出现神志模糊、烦躁、嗜睡、昏迷等。患者多呈急性面容,双颊绯红,皮肤干燥,口角和鼻周可出现单纯性疱疹。

朱常洛在父亲去世后,“哀毁之余,一日万几”,操劳是免不了的。他很可能是在过度操劳的情况下,得了上呼吸道感染。因为政务繁忙难以休息,再加上乱服泻药严重损害健康,导致病情恶化,最终发展成严重的肺炎,出现高热、咳痰、气促等症,最终死于严重感染。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细菌性肺炎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即使以帝王之尊,也不例外。

也许,是因为我们被现代医学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无法想象,堂堂泰昌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竟然是死于一种听起来如此简单的疾病。

作者: 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

出版社: 鹭江出版社

出版年: 2017-2

本文内容由鹭江出版社(啊,也就是我自己啦,哈哈哈哈)授权发布。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因老病归家,方从哲成为内阁首辅,开始了七年一人独相的生涯。

朱常洛是死于崔文升的药或李可灼的红丸吗?

泰昌帝死后,不少朝臣在痛感圣明天子命数太短的同时,也立即开始揪害死泰昌帝的罪魁祸首。

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仙方称能治皇帝的病,被方从哲等斥退。不想这事被皇帝知道了,已经知道自己病危且对太医完全失去信心的泰昌皇帝像溺水之人见到救命稻草一样,不顾大臣劝阻,坚决要服药。


明末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虽然没有明说是美女导致皇帝患病,但言下之意是明明白白的。


直到朱常洛19岁那年,面对前仆后继的不怕死的文官,万历皇帝终于认输了,将他立为太子。朱常洛在太子位置上担惊受怕、胆战心惊地熬到38岁,才终于当上皇帝,年号定为泰昌,史称泰昌帝或明光宗。

是啊,泰昌帝熬了38年,刚当了一个月就蹊跷死亡,作为当年阻挠他即位最卖力的人,郑贵妃在落败之后,会不会恼羞成怒、铤而走险呢——

在这种环境下,太医们治病的传统是绝不使用药性猛烈的虎狼之药,而只用药性温和、绝不会吃死人的药物。哪怕最后效果不彰,你顶多说我水平不够没能妙手回春,却不能说人是我的药害死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皇帝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后,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史称“南明”,是为明安宗简皇帝。

然后,明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丸案登场了。

由于前面38年在父皇万历帝朱翊钧的偏见下,泰昌帝过得特别憋屈,所以当上皇帝后,他在做了几件令天下臣民欢呼雀跃的大事外,每晚回到后宫,还会继续“加班”。

为了爱情,万历皇帝想方设法地要废长立幼。可怜的朱常洛自出生就被亲爹忽视、虐待,直到十几岁才在大臣的一再争取下得以读书,差点成了文盲。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

最近朝鲜半岛的猛料不断:北边的朝鲜称,将随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而南边的韩国呢,一方面喊着坚持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则爆发多次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已经被停权的总统朴槿惠下台;更早日本还因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设置“慰安妇”少女像,将多名驻韩外交使节调回国内,日韩关系遇冷。

红丸里面的辰砂等药物确实有一定毒性,但不会快速致命。所以服用红丸也应该不是朱常洛的直接死因。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朝野上下看到了泰昌帝的魄力和实干劲,大家都非常高兴。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自己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神宗不想追究此事,结果以疯癫之罪公开处死了张差,又在宫中密杀了庞保、刘成两位太监,以了此案。

可仅仅只过了1个月,同年九月初一,新皇帝朱常洛就猝然去世,连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史称“一月天子”。

明光宗朱常洛是纵欲而死吗?

其一,就算泰昌帝去世,他的儿子们自然可以延续帝位,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不仅不可能登基,反而会因此惹上麻烦;

很多人把明史三大案中的梃击案安到郑贵妃头上,说她谋害太子。但是仔细看看案情经过,就会发现这种指控很难站得住脚。

泰昌帝朱常洛:朕活得好憋屈啊!

还有一件颇能反映朱常洛手腕的事情,就是郑贵妃的封号问题。万历皇帝临死遗命,要封郑贵妃为皇后。朱常洛一口答应,然后交给礼部商量,然后礼部提出一大堆反对意见,再然后朱常洛就再也不提这茬了。

由于万历帝的原配孝端显皇后王喜姐没有儿子,按照明朝廷例,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立长不立贤”;那么,皇长子朱常洛就应该是当然的皇太子人选,但万历帝却迟迟不立太子。

甚至有记载,连太医和给皇帝开泻药的崔文升,都认为皇帝生病属于房劳过度所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调制了一颗红色药丸,让泰昌帝服用。泰昌帝服下“红丸”后,感觉不错,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朱常洛不是一个没见过女人的人,无论他爹多么不喜欢他,他好歹也当了19年的皇太子。一个皇太子身边怎么可能缺女人?朱常洛21岁大婚,在登基前已经有7个儿子和9个女儿。他不仅有女人,还有自己宠爱的女人,比如后来移宫案的主角李选侍。他是不存在性压抑和性饥渴的,绝不至于见到美女就不要命。

综上可以看出,“红丸案”最后实际上只追究了崔文升和李可灼的责任,而且惩罚不算严重;泰昌帝临死前,服用的是李可灼的“红丸”,“红丸”到底是什么呢?

御史王安舜则指责李可灼:“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但福王朱常洵迟迟不离京就藩,也让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岌岌可危;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严重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才真正稳固下来。

无论以前郑贵妃有什么想法,在朱常洛登基以后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朱常洛不仅有儿子,而且长子朱由校已经整整16岁了。即使朱常洛死了,皇位也不可能落到她儿子身上。

可登基大典结束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被迫取消了庆典。

朱常洛生病后,曾召御医陈玺诊治,根据记载,御医认为皇上精损过重,所以使用了一些固精之类的药物。但无论用的药物是什么,很明显疗效不是很明显。于是朱常洛出了一个大昏着儿,他去找太监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认为皇帝“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导致“体内蕴积热毒”,有必要用“去热通利”之药。于是给朱常洛开了泻药,也不知是无照行医的崔文升糊涂还是皇帝擅自加大药量,皇帝服药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

为了让朱常洛当皇太子,朝臣们和万历帝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精疲力尽的万历帝,才下诏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三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

明朝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在立储君这个问题上,文官集团和皇帝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争国本”事件。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达300多位,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不信御医信太监,这下,拉到虚脱的泰昌帝躺倒了,把棋子抛给了内阁首辅方从哲,他该怎么处理呢——

最后,纵欲伤元气导致重病死亡这一说法,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某些人,比如严重的冠心病患者,性交确实有一定危险。但对于健康的人而言,性交不会对身体有什么不良影响,性交次数多也不会导致得病。甚至都不存在性交“过度”与否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疲劳了自然不会去做爱,能做爱就说明精力与体力都没有问题。

于是,李可灼又调制了一颗“红丸”,让泰昌帝服下。

此外,还有记载称,在泰昌皇帝已经因病卧床后,郑贵妃依然向他进献美人,他拖着病体纵欲寻欢,最终一病不起。

傍晚,泰昌帝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泰昌帝坚持要再服一颗。

谋杀太子是何等大事,又是何等的罪名?郑贵妃想谋害太子,于是让身边的太监随便雇了个脑子秀逗的莽汉,拿根棍子跑到慈宁宫从门口想一路打进去,直到把太子打死?

方从哲诚惶诚恐,只好请泰昌帝多休养,自己再想办法“广召名医”。

朱常洛貌似在储位争端中受尽委屈,一直以无辜小白兔的形象示人。但仔细看一看争国本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受父皇待见的他竟然自始至终牢牢占据上风,而且在太子位到手后,没有给一直看自己不顺眼的皇帝和竞争对手任何翻盘机会。就凭这种心思和手段,他又怎么可能真的是柔弱无害的小白兔。

而太监崔文升的泻药,和鸿胪寺丞李可灼的两颗“红丸”,则成了泰昌帝最后的催命药!

梃击案后,郑贵妃的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作为本案的最大嫌疑人,她急得对皇帝发誓:“如果这事是我做的,奴家赤族!”而万历皇帝也罕见地极其严厉地对她说:“太子乃是国本,稀罕汝家!”

悦史君认为,泰昌帝的死,固然与崔文升的泻药和李可灼的两颗“红丸”,两种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折磨脱不了干系;但泰昌帝在父皇万历帝朱翊钧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度过38个春秋,其身心之摧残,可谓“伴君如伴虎”的顶配;再加上登基之后不加节制的纵欲,身体最终垮掉也就成了必然。悲哉~

到八月二十九日,皇帝已经预感到时日无多,召见首辅方从哲等,交代后事,并谈到了自己陵墓的事。

后来,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又追封叔父朱常洵庙号为“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十天后,也就是八月初一,泰昌帝朱常洛登基,在登基大典上,他“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健康的。

同年九月初一,泰昌帝在夜里猝然驾崩;此时,距离他登基仅仅过了一个月,连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

这个说法非常普遍,见于很多历史记载。

古代人求仙问道的很多,泰昌帝朱常洛的曾祖父、明世宗肃皇帝朱厚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时任鸿胪寺丞的李可灼,也是一位“大仙”。

这件事情,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很不对劲。邪乎到家,必定有鬼。

同年八月,天启帝驾崩,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次日卯时,泰昌帝驾崩。这天,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

同年十一月,天启帝的批准谕旨下来了,方从哲这位执政八年的内阁首辅,只能离京回乡,从此再也没有复出。

然而悲催的是,他当上皇帝仅仅一个月,就死了。他的死,更留下了明朝三大疑案中最扑朔迷离的“红丸案”,更成为此后数十年明朝党争的题材。

可这一遗诏惹得群情鼎沸,有朝臣指出,与泰昌帝暴卒密切相关的两个人: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之前是皇贵妃郑氏的内侍,鸿胪寺丞李可灼则是郑贵妃派来故意害泰昌帝的!

到八月二十二日,皇上又召御医诊脉,这时病情为“御膳减少,兼有痰喘,必须一意调养”。

朝臣们的矛头所向都很明确,那么,这些被提到的主角,身后事又如何呢——

朱常洛是被郑贵妃谋杀的吗?

如今,泰昌帝朱常洛刚刚当上皇帝一个月,就猝然去世,郑贵妃能脱得了干系吗?

朱常洛死后,两位非法行医的官员都受到了猛烈抨击:


天启二年,朝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将李可灼遣戍边疆。

天启七年(1627年),太监魏忠贤专权后,将“红丸案”翻过来,又召崔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

明光宗登基一月即身亡,难免令人遐想。无论正史还是民间,都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朱常洛是纵欲过度而死的,另一种说法是朱常洛是被郑贵妃害死的。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明光宗朱常洛从发病到死亡的有关记载。

郑贵妃是万历帝朱翊钧最宠爱的妃子,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同年三月,被进封为皇贵妃。

如果太子有被杀的可能,那么最大的嫌疑人无疑是郑贵妃。但是,你觉得用这种“谋杀”手段,太子被害的可能性有多大?

泰昌帝朱常洛因生母王氏身份卑微,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被父皇万历帝正眼瞧过;身为长子的他,在长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后,20岁时才被立为皇太子;之后也是战战兢兢度日,还经历了一出荒诞的“梃击案”闹剧,多次险遭废黜。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皇帝驾崩。

泰昌帝不悦:“御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不敢多言,泰昌帝降旨命李可灼入宫献药。

应该说,非法行医的崔文升,这服药用得确实很吓人,和太医们的风格截然相反。太医这个行业,貌似尊贵,实则非常危险。所有的医生都难免遇到医闹,太医也不例外。与普通医生不同的是,太医们碰到的医闹是皇帝,这可不是打一顿甚至捅一刀那么简单,弄不好就要抄家灭门。

泰昌帝听闻“广召名医”后,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患病应该是八月初十左右,《罪惟录》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但具体的病情,并未详细记载。

泰昌帝还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同时增补阁臣,使得内阁中枢正常运转。

至于说朱常洛身患重病依然继续纵欲宣淫导致不治,那更是近乎诽谤了。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八月十六日郑贵妃又送给他几个美女,他又拖着病体一一临幸——这简直扯淡到极致。十六日朱常洛已经“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连床都下不了了,这种身体状况还能有性欲一晚上做爱数次,可能吗?

嗯,御医是不可信的,太监开的泻药不行,仙方还是要试一试的。好吧,李可灼来了——

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内,可能还有鸦片等成分,所以他吃了以后会觉得“暖润舒畅”。

今天,悦史君将就“红丸案”的主要相关方: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内阁首辅方从哲、鸿胪寺丞李可灼、皇贵妃郑氏、泰昌帝朱常洛等5人,来对此事做一个清晰明了的梳理和评判。

这次乱用药严重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到八月十六日,光宗传旨:“朕以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待宣御医。”病情已经严重到需要卧床休息的地步了。

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百年古方一泻就灵?

如果按照谁受益谁嫌疑最大的原则仔细推敲一下的话,嫌疑最大的不是郑贵妃,而是朱常洛自己。

杨涟的发言,悦史君用一句话概括:崔文升根本就不懂医术,泰昌帝身虚就应当听御医的话慢慢进补,而崔文升反而给泰昌帝服泻药,其心叵测。

一边是和自己的真心爱人的爱情结晶,一边是一次随便放纵的意外结果,你说他心里喜欢哪一个?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泰昌帝朱常洛驾崩后,皇太子朱由校经过一番波折后,登基称帝,是为天启帝。

再说说红丸,这个红丸是什么成分呢?御史王安舜事后曾说:“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根据他的说法,红丸的主要成分之一是妇人经水。根据这一信息,红丸应该就是所谓的“红铅金丸”。红丸的制法为: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御史王安舜则说:“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最关键的是,郑贵妃完全不可能有谋害朱常洛的动机!

“红丸案”大结局及真相揭秘

八月十二日:“起居过劳饭惫,时日御门,力疾强出,圣容顿减。”这时候已经病得比较重了,但尚能活动。

泰昌帝朱常洛即位后,开始革新父皇万历帝时期的弊政,借万历帝遗诏的名义,发内帑百万两白银,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

清朝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闯王李自成攻克洛阳,56岁的福王朱常洵被杀死。崇祯帝为此辍朝三日,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较其他藩王倍厚,赐谥曰“恭”。

杨涟骂崔文升:“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由于嫌弃太医院御医治疗效果太慢不明显,泰昌帝有病乱投医,干脆斥退御医,而是请掌御药房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给他看病。

崔文升给皇帝吃的,是以大黄为主的泻药。大黄中具有致泻作用的主要成分是蒽醌甙及双蒽酮甙。大黄经口服后,有效成分在消化道内被细菌代谢为具有生物活性的代谢产物而发挥泻下作用。

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66岁的郑贵妃去世,崇祯帝上谥号“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朱常洛服用了他的方子后,如堤坝决口,一夜拉稀三四十次,这会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大量流失,造成脱水乃至休克。难怪他服药后“头晕目眩,四肢软弱”。如果放到现在,赶紧静脉输液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脱水症状应该很快会缓解。

王安舜的发言,悦史君还是用一句话概括:泰昌帝被本来就在一直进补,身体火气很旺,经过崔文升泻药的折腾,更是需要慢慢调养,但李可灼却献上与崔文升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红丸”;短短几天内接受了双重折磨的泰昌帝,自然就暴毙而亡了。

其次,万历皇帝死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而朱常洛得病不晚于八月十日,间隔不超过20天。明朝最注重伦理和孝道,在先皇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朱常洛得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才会在父丧不满月的情况下“日饵房中药”夜夜宣淫?朱常洛是一个宫女的儿子,他的亲爹都不愿意他当太子。这太子之位得来相当不易,守住更不容易。他被人虎视眈眈了几十年,却从未被挑出什么差错,可见其恪守本分、谨小慎微到了何等程度。这样性格的人,你觉得他连这么短时间都熬不住?就算他熬不住,那些如狼似虎的明朝言官,又岂是吃素的?

泰昌帝病情加重,内廷赶忙发了一道紧急公函,请内阁处置。

梃击一案,很可能就是朱常洛和支持他并在他身上下了重注的东林党合谋导演的。

皇贵妃郑氏:我再蠢也不会做无用功

到八月三十日中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皇帝服用后,自觉症状明显改善。“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日晡(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

兵科右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明史,郑贵妃并没有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坏事。即使为孩子争太子之位,也都是在规则内出牌,没有不择手段。

嗯,郑贵妃的嫌疑是排除了,那作为苦主的泰昌帝,又如何面对这转瞬即逝的幸福呢——

熬出了头的朱常洛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他犒劳边关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接到泰昌帝朱常洛因乱服太监崔文升的泻药,导致昏迷不醒后,方从哲也非常头疼,只好召集御医再次给泰昌帝会诊。

朱常洛自始至终对太医极不信任,属于那种对医嘱依从性很差的患者,这种患者很常见的一个毛病就是擅自加大服药剂量和频率。从朱常洛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任性程度来看,这种事情他是绝对干得出来的。


梃击案的结果是太子一方大获全胜,郑贵妃面对朝野汹汹舆论,不得不求助太子帮忙平息事态。而久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带着太子和三个孙子亲自和群臣见面,宣布自己对太子很关心、很喜爱,绝无废太子之念,(历史:www.lishixinzhi.com)让大家不要造谣生事离间他们父子感情。太子的地位彻底稳固,而郑贵妃的孩子福王则彻底出局。

孙慎行的发言,悦史君仍然是用一句话概括:内阁首辅方从哲就是在弑君!他在遗诏中假借泰昌帝的名义赐赏李可灼,恰好说明他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不错,郑贵妃确实给朱常洛送了几个美女,但如果说送美女是为了谋杀,这脑洞开得恐怕有点大。朱常洛当了皇帝,以前帮自己儿子和他抢太子之位的郑贵妃为了不被报复而刻意讨好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了,所谓纵欲而亡,那只是古人胡说八道罢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后,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遭到大部分朝臣的反对而作罢。

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手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但是,如果仅仅因此就断定朱常洛是被郑贵妃所害,那也太想当然了。要知道,是朱常洛主动找崔文升给自己看病开方子的,如果说郑贵妃能提前把这都预测到,未免太不可思议。

同年六月,弘光帝朱由崧追尊祖母郑贵妃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父亲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又改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但这些阴谋论的解释,基本都没什么真凭实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围绕朱常洛的死,引发了一出名为“红丸案”的罗生门,近400年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

历史上的郑贵妃,一直被认为是恶毒女人,原因是万历皇帝喜欢她和她儿子,不想将皇位传给皇长子朱常洛,使得朱常洛小朋友的人生颇为悲惨。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后,皇太子朱常洛总算熬出了头,八月初一举行了登基大典,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御医也没什么高着儿,皇帝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到八月十七日,他再召太医官及阁部诸臣,说:“朕日食无一盂粥,申旦不寐,奈何?”已经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眼看病危了。

这样,原本泰昌帝就比较虚弱的身体,这下更是急转直下了。

明朝文秉《先拨志始》中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鸿胪寺丞李可灼:仙丹只能管一天?

崔文升用大黄药等开了一个方子,泰昌帝吃后,开始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直到昏迷不醒。


而且,万历帝一直对皇长子朱常洛和他的母亲恭妃王氏爱理不理、待遇很差;对郑贵妃和皇三子朱常洵则什么好事都有,倾向非常明显。

朝臣和亲近泰昌帝的外戚们,也纷纷猜测,幕后的主使就是郑贵妃,她是为了报复泰昌帝而利令智昏!

而泰昌帝的生母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王氏,和泰昌帝的原配恭靖太子妃郭氏,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也将矛头直指郑贵妃!

其实,当时宫中就有传言,说泰昌帝之所以登基没几天就病倒,是因为郑贵妃进献八位美女,致使泰昌帝身体亏损了;接着郑贵妃又唆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使泰昌帝病情加重;最后鸿胪寺丞李可灼的两颗“红丸”,彻底终结了泰昌帝的命。

同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举行了登基大典,宣布次年改元泰昌。当时,朱常洛“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没有任何疾病的症象。

为了让父皇泰昌帝的年号能用上,天启帝朱由校改次年为“天启”,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一月至七月,定为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开始到当年末,定为泰昌元年;这样,“泰昌”年号就挤占了“万历”的时间,用了五个月。


方从哲进宫后,泰昌帝先是说自己病重不能临朝,慰勉方从哲要多费心思;接着又将皇太子朱由校叫出来,颇有托孤的意味;最后还问了自己寿宫的修建情况。

面对朝臣们的猛烈攻击,内阁首辅方从哲给新上任的天启帝,上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边仔细为自己辩解,一边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礼部尚书孙慎行针对内阁首辅方从哲拟定的遗诏,还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其二,泰昌帝的两个儿子:明熹宗悊皇帝朱由校和明思宗烈皇帝朱由检,作为在父皇之后的两位皇帝,对郑贵妃及她的儿子福王,待遇都很尊崇优厚;如果真有瓜葛,恐怕会是另一副光景了吧。

按明朝廷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在遗诏中以大行皇帝泰昌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赏银五十两。

几位御医忙活了一上午,才从宫中出来。领班御医告诉方从哲:泰昌帝目前的情况很危重,原本因最近精损过重,御医一直使用固精活血之类的药物,给他慢慢疗养恢复;可泰昌帝嫌疗效慢,直接用了太监崔文升的泻药,以前的调理也都作废了;要想再次恢复健康,还是得坚持以充血生精的药物调理。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赋闲在家的方从哲被万历帝朱翊钧起用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内阁首辅叶向高共同辅政。

悦史君综合多方史料认为,郑贵妃与“红丸案”的干系不大,原因有二: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不是万历帝朱翊钧,而是他苦命的儿子明光宗贞皇帝朱常洛

天启二年(1622年),明廷将太监崔文升发遣南京,鸿胪寺丞李可灼遣戍边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朱翊钧驾崩;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种种乱象,让悦史君不禁想起300多年前,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面对被日本太阁丰臣秀吉逼到墙角的朝鲜国王李昖,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派出李如松、麻贵等大将,彻底击溃日军,再造朝鲜藩国。

历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红丸”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春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也有人认为,“红丸”是道家所炼金丹,专门用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但近400年来,没有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红丸案”也成了千古之谜。

方从哲准备写折子,劝谏泰昌帝按太医院的医案进行调养,却被泰昌帝急召入宫。

十一月,魏忠贤在被崇祯帝朱由检发配凤阳安置途中自杀,崔文升随后也被充孝陵净军。

内阁首辅方从哲:夹在中间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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